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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微视频〔5〕丨总书记指挥这场人民战争——坚决打赢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自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至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传染病专科医院在病患综合救治方面显得力量薄弱。据媒体报道，在武汉金银潭医院，ICU只有五位医生，全院的各类氧疗仪器加起来不过20台。一个月时间里，面对涌入的患者，医院四个普通病区被改造成ICU病房，武汉市多家医院及全国多地派出医疗队前去支援。在湖北省黄冈市，SARS后建立的黄冈市传染病医院因平时没有足够多的病人，多年后已变成一片废墟，这次疫情到来时，黄冈市对其进行了紧急改造，还提前启用了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迅速打响。全国上下闻令而动，而武汉也在全国各地的支持下，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面对疫情，武汉人民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支持配合各项防控措施。

习近平强调，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越是要慎终如始，越是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新冠肺炎的定点救治医院，感染科主任杨友明在这一科室做医生已有31年。他刚进入传染科时，科室还有40张床位，此后，其他科室床位逐步增加，传染科逐渐减少，到2003年SARS前后，传染科只剩下15张床位。但他对此表示理解，“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设有床位的综合医院感染科与传染病专科医院之间，还存在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关系。当综合医院感染科发展较好时，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经营就更为困难。2007年的数据还显示，传染病专科医院经济效益低于同级综合医院，其人员收入水平也低于综合医院。王贵强说，在传染科专科医院，为增加营收，还会出现本来无须住院的病人却被收治入院的情况。

而传染病的大幅减少也使得业内开始思考学科发展方向的改变。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决定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更名为“感染病学分会”，北大第一医院的斯崇文教授彼时任主任委员。在三年前，北大第一医院已经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疾病科。到2002年，上海华山医院传染病科教授翁心华担任第七届分会主任委员时，分会正式更名，全国各级医院也相继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科。

翁心华将传染病专科医院比作“消防队”，“消防队员不是每天要救火的，但是需要救火的时候，这批队伍马上可以拉出去用。”他认为，传染病专科医院如果平时只收治传染病，业务量太小，难以为继。他建议这类医院可以像综合医院一样，增加一些其他科室，来充实自己的力量。他举例说，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当地原来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有三百多张收治传染病人的床位。但在平时，医院开展外科手术、内科各类疾病诊治的业务，做到“平战结合”。这方面转型的范例还有北京地坛医院。2010年，地坛医院确立了“以传染病为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发展目标，先后建立了儿科、眼科、口腔科、心内科等科室。

在“肝病大国”的帽子迟迟不能甩掉的同时，艾滋病、肾综合征出血热等新发传染病也陆续出现。自1985年中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中国的艾滋病患病人数曾在此后10年里增长缓慢。但从1995年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进入快速增长期，截至2018年9月，全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患者共85万人。

面临生存危机的不止综合医院的感染科。2003年SARS前，因传染病患者大幅度减少，地坛医院曾一度面临被撤并入北京另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佑安医院的命运。当时，北京市卫生局表示，佑安医院有700多张病床，平时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坛医院有500张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规模也就两三百人，两家医院都吃不饱，浪费资源。但在SARS时期，地坛医院收治了329名病人，危重症病人占到50%以上，对阻击疫情起了巨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地坛医院的命。

正月初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在全国大局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驰援武汉、决胜湖北连续作出动员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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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1月25日，正月初一，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这次会议决定，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但能有陈永平科室这样发展的仅为极少数。2003年，赵晖所在的浙江乐清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新建了隔离病房，当时在浙江省内也属先进。但17年过去，医院其他科室病房不断更新，赵晖所在的感染科还是老样子，当甲流H1N1、手足口病等疫情来袭时，病房根本就不够用。陈永平曾多次到温州及周边市县医院考察，他发现SARS过后的17年间，很多医院的感染科“基本没有发展”，应对此次疫情，有的医院依旧是医生和患者走同一通道，有的医院连隔离病房都没有。

这种专门治疗传染病的学科模式，被称为苏联模式，这也是国内绝大多数医院最初建立传染科采用的方式。传染科设有隔离病房，与此同时，当时国内多地还建立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北京最早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为地坛医院，1946年建成。

将感染病诊治、微生物病原体检测、院感控制结合起来，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感染学科是美国模式的体现。王贵强说，将三个处于较为薄弱地位的学科和科室有机整合，能提高效率，提升感染科医生能力，也能增加科室收入。当重大疫情来临时，感染科还能和呼吸科、ICU等其他科室联动。在王贵强看来，这是在综合性医院壮大感染科的必要性所在及发展路径。

素材支持丨马立飞 彭汉明 杜晓东 余腾龙 葛云飞 up主林晨同学

1984年，王贵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阜新市传染病医院工作。起初，他还能接触到流脑、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后来，慢性乙型肝炎病例逐步增加。1980年代，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成立，病毒性肝炎就是其主要防治内容。“病毒性肝炎的治疗相对比较简单，以肝脏受累为主，除了大出血需要抢救，其他没太大难度”。

一下飞机，习近平就专程前往火神山医院，了解医院建设运行、患者收治、医务人员防护保障、科研攻关等情况，亲切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关心慰问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勉励大家坚定信心，战胜疫情。离开火神山医院后，习近平又赶赴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看望居家隔离的社区群众，实地察看社区卫生防疫、社区服务、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在实地考察结束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中央指导组、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部署战疫。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兼肝病中心主任王贵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国家需再次重视感染科的发展，感染学科的发展应回归到“大感染学科”建设的路径上来。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陈永平至今还对2003年抗击SARS时记忆深刻，设备仓库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用砖墙垒起来做物理隔离，一间病房里住四五个人，病区只开出一个小门给医生进出，没有“三区两通道”，根本是“螺蛳壳里做道场”。SARS过后，陈永平与院领导都觉得要加强感染科建设。2012年，医院感染科搬进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大楼，整栋楼负压设计，提供160多张床位，有移动CT等设备，医生和患者分别从地下一层和地上一层进入病区。新冠疫情中，作为浙江省级的定点医院，温医大第一附院共收治了近百名疑似及确诊患者。

张文宏所在的华山医院参与了上海市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基因组测序工作。他认为，感染科与临床微生物科要担负起对病原体的鉴定、对疾病早期识别的使命，守住第一道防线。翁心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感染性疾病来说，病原体的诊断尤为重要，一定要在有条件的三级医院建立实验室。

到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已经弥漫着一种自信：征服各种传染病已经指日可待。几乎每一周，医疗机构都会宣布，在人类同传染病的战争中又取得了“奇迹般的突破”。1940年代初抗生素的发现，到1965年25000多种抗生素类药物的研发、1955年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等事件，是这种自信的来源。1967年，美国公共卫生部宣布，对感染性疾病的战斗已经赢得胜利。当时，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再独立设置传染性疾病科。但随后，艾滋病的出现，给了这个领域当头棒喝。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0期

1950年代，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血吸虫病等经典传染病还在中国流行。为更好防控这些传染病，1955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出台了《传染病管理办法》，随后各大学附属医院纷纷成立传染科。北大第一医院传染科即于1955年成立，创始人是时任医院副院长、大内科主任吴朝仁。“当时传染科的力量非常强大，国家重视，传染科由精英人物组建。”王贵强说。

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到了1980年代，中国人传染病的疾病谱也发生变化，霍乱、血吸虫病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病毒性肝炎成为发病率最高的感染性疾病。1970 年代，由于农村卫生条件落后加之人口出生率高，乙肝在中国迅速暴发。尽管随着乙肝疫苗于1975年的成功研发，中国的乙肝发病率有了显著下降，但截至2019年，全国仍有8600万乙肝病毒感染者，肝炎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医院感染科的主要“客户”，长期就是各类肝病病人。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陈国强等在其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武汉市的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武汉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万， 而两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床位共900余张， 0.64床/万人， 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与此同时，武汉市综合性医院内传染科体量非常有限。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感染科医生也扮演着多重角色。王贵强说，平日里美国感染科医生要参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参加医院多学科的会诊，指导抗菌药物的使用，同时兼着院感工作。除本职外，感染科医生有的就是微生物专家，还有在公共卫生方面颇有建树者。重大疫情发生时，感染科医生能够站出来，参与公共卫生政策的决策。

武汉市一家二级综合医院——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该院感染科只有3个人，算是医院规模比较小的科室，当地其他二级医院感染科的人数也都与红会医院差不多，红会医院感染科一般不会收治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病人，而是选择将其转往金银潭或肺科医院住院救治。

制片人丨韩任伟 马丽君

关于大感染科的建设，王贵强还有一个考虑，希望医疗机构内与感染相关的几个科室与疾控部门能有一个好的融合与互动机制，人员相互之间往来，最好是能像美国那样，医院的感染科医生同时是公共卫生专家，对政府的决策有建议建言的渠道与权利。2003年SARS过后，时任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提过这样的想法，并进行过讨论，王贵强也参加了，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这次疫情后，王贵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新考虑这一提议。

湖北和武汉是这次疫情防控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今天，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老传染病也出现新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多重耐药结核病的出现。感染医学在人类与微生物的较量中要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减轻，而是越来越重。抗生素与疫苗的胜利曾让一些人认为，我们再也不需要感染病专家了。“我想，今天没有人会再抱有这样的想法。”哈佛大学医学文化学教授大卫·琼斯说，不管是作为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一部分，还是出于对免疫受损人群的照护，感染医学正在蓬勃发展。它的命运，只会随着2020年的新冠病毒暴发而愈发兴盛。

2003年SARS结束后，中国曾迎来一轮感染科的发展热潮。然而，17年之后，在眼下这场新冠病毒阻击战中，原本应是主力军的医院感染科，却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人员、场地、设备均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

1990年代以来，医疗开始市场化，感染科成为不赚钱的科室。王贵强分析说，虽然SARS以后，传染科改为了感染科，但不少医院的感染科依然以看肝病、结核为主，传染病发病率下降，带来了科室业务量的减少，进而效益下降。而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的接诊都有季节性，发热病人多在冬春季节，肠道疾病集中在夏秋发病，而且两个门诊看病人数都不多。以他所在的北大第一人民医院为例，大约4年前，一年的肠道门诊、发热门诊总量分别为1万例出头，平均下来每天只有三四十例病人。浙江乐清市人民医院的年门诊量为7万多例，这在同等级的县级医院已属于前列，其中，肝病占50%，结核占15%，不明原因发热占20%，还包括艾滋病等其他疾病。杨友明说，湖北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1年总的门诊量才1万例左右，发热门诊多的时候每天十几个病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个，工作量远远不饱和。

“平战结合”与建设“大感染学科”

这次疫情中，湖北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且大部分是非感染科的医生。在美国，院感工作更倾向由有临床经验的感染科医师来负责，“这是一种专业化管理，需要很强的临床知识储备和实践。”王贵强分析说。而中国在SARS之前，院内感染部门的岗位多由护士担纲。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就透露说，他们医院院感部门就是由有院感知识的护士负责。SARS之后，一些医院院感科负责人由感染科主任兼任。

“打个比方，肠道门诊一天一个医生可能只看10个病人，产生的利润还不够医院给你发工资的。我出一天肝病门诊，大概有120~150个病人，开一些检查单、化验单稍微还能赚一点，很少有其他产生利润的地方。”赵晖说，医生查个房只有三五块钱。而相比其他科室，感染科必须要用的医用防护用品又是一部分不小的支出，这使得医院没有发展感染科的动力。杨友明则表示，来感染科看病的人大多经济条件不好，穷人比较多，有些慢性病比如说肝炎等需要较大的支出，这还导致一些人因病返贫。由于担心无法承受治疗费用，有些人甚至选择不来看病。

杨友明工作的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虽然有70张床位，但病房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不符合隔离条件。SARS过后，医院曾建了20张床位的标准隔离病房，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面对激增的病人，医院只能再将外科系统的病房整体改造，腾出400个床位。

1990年代后，随着疫苗等防控手段的出现，经典传染病的发病率进一步下降，病人减少，传染病的病种也越来越少。今年82岁的翁心华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也是国内感染学科的泰斗人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传染病患者数量的减少，医生们另谋他业，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传染科的规模出现萎缩。

记者丨张竣 李璟慧 周少军 王剑锋 吴经伟 邱新鲁 李昊

医院感染科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冲在第一线的科室。然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龚作炯却指出，实际上，武汉市当地多家市属医院都长期没有开设感染科。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很多患者都被集中在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的金银潭医院，令该医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受了无法承受的压力。

王贵强认为，当下中国感染学科面临的现状是平时没有传染病大流行，感染科不受重视，传染病一来，又显得难以招架。他分析说，感染学科的发展要“平战结合”，感染科医生除了要会看肝炎、结核病，还要培养诊治各类非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能力。“不明原因发热是重要的一个抓手，可以锻炼感染科医生的基本功”，而肝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病率会进一步下降。同时，感染科医生要介入临床微生物病原诊断和院感防控。王贵强将这样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称为“大感染学科”建设。

中国感染科的发展路径，复制了西方曾经走过的路。哈佛大学医学文化学教授大卫·琼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0年代以前，欧美几乎所有的医生实际上都是传染病学专家，因为对付传染病是他们做得最多的事情。当时，医生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各种感染性疾病，轻如感冒、腹泻，严重如天花、肺炎、小儿麻痹症⋯⋯20世纪初期，传染病是人类疾病的前沿与中心。

缪晓辉说，在医疗服务被推向市场化后，感染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在医院各个科室中处于最低一个层次的水平。赵晖称，自己科室的护士2019年有好几个月奖金是每月3000多元，基本工资一两千元，与清洁工的收入相差无几。自己有几个月的奖金是每月6000元，相当于他的大学同学奖金收入的五分之一。杨友明工作31年，每一年收入的增长幅度仅维持在5%左右，有时候还会负增长。在美国，感染科医生的收入虽然只有心内科、外科医生的 1/3 到 1/4，但平均下来年薪能有15万美元，王贵强认为，中国感染科医生也要保证其一定的底薪，才能使得学科顺畅发展。

缪晓辉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1998年，他接手长征医院感染科时，这是一个“无论文、无基金、无成果”的三无科室。2000年，医院要大力发展骨科，院领导想将拥有三十多张床位的感染科病房转作骨科病房，撤掉感染科，科室人员一部分去肾病科，另一部分人分流到长海医院，缪晓辉去做消化内科主任。缪晓辉不同意，找院领导据理力争，感染科才得以保留，但科室却被迫搬到医院三公里之外的一个由毛纺厂改建的康复科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谢青等曾针对上海市57家二甲及以上综合医院感染病学科现状做过调查。2019年9月，他们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综合性医院感染科设置率为100%，但二级医院感染科病房设置率只有20%，总床位数328张，三级医院病房设置率要高一些，但也仅刚过一半，达55.56%，总床位数799张。

翁心华记得，当年SARS发生后，原卫生部官员到上海了解三级医院感染病科发展情况。“我和他讲，医院里最破烂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病科”，这名官员回去后，就给上海市的医院拨款，加强感染科的建设。2004年，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须建立感染性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这两个门诊也成为绝大多数医院感染科承担的职责。

作为中国感染学科发展的“重镇”，王贵强所在的北大第一医院感染科的床位数长年来一直没有增长，近期还因楼宇改造，被压缩到一半，仅有30张。感染科的人才队伍自2003年SARS后补充了两名新人之后，至少有12年没有再进人，“这从客观上影响了整个学科的梯队建设。”王贵强说。

王贵强分析说，目前，没有必要再大规模建立新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但重要的是，要将现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往综合医院方向转变，加强这些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而传染病专科医院的一大优势在于，拥有符合传染病收治条件的隔离病房。缪晓辉说，此次疫情过后，国家层面要加大投入，各级综合性医院都应设置一定数量的负压隔离病房，平时负压病房可以不启用。床位闲置时，可用来收治其他病人。

待遇偏低，感染科的发展受困，加上社会普遍对传染病的排斥等多个因素，使医学院毕业生普遍不愿意到感染科工作。杨友明所在的科室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进来新人，科室只有二十来个人的规模，一旦科室人员想要到外地进修学习，就会令日常运转难以维系。在华山医院，翁心华说，2000年前后，感染科也有一部人因为待遇低选择离开，如今的网红医生、现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博士毕业后也曾和翁心华说，想另谋出路。

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模式。当时，像中国国内流行的经典传染病在美国等已较为少见，医生接诊以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为主，比如说，神经系统感染、败血症、尿路感染等，这样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感染科。

赵晖将感染科的工作形容为“赔本买卖”，一方面，感染科的病房设置需要单独且较大的空间，病人因为要满足隔离条件，有些不同病种的病人不能安置在一起，使得床位的利用率不能达到100%；另一方面，感染内科以药物治疗为主，不像外科那样使用各种器械，随着药品零加价政策的实施，加之结核、艾滋病的药物都是免费提供，令感染科的收益变得极为有限。

在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他强调，正是因为有了武汉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有了武汉人民的坚持和努力，才有了今天疫情防控的积极向好态势。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你们而感动、而赞叹！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

王贵强的办公室位于北大第一医院门诊楼南侧一栋灰色老旧的三层行政楼内，行政楼一层从今年1月23日起开设发热门诊，他所在的感染科全员上阵。开设之初，每天有上百门诊量，最近的门诊量为每天二三十。北大第一医院也是国内较早设立感染科的医疗机构之一，只不过那时的感染科还叫传染科。

收益不好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科，以看肝炎、结核为主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生存更为艰难。据2007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数据；全国148家传染病院中有63.51%出现亏损，在所有传染病医院中，当年结余占总支出比例大于5%的仅12所，减除财政专项结余后，148家传染病医院亏损5.98亿元。

中新网北京1月6日电 连日来，2020年首轮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影响全国大部。专家分析，本次雨雪天气过程是入冬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雨雪将在7日夜间趋于结束。另外，华北地区今冬雨雪频繁和气温偏高有一定关系。

张家口在打赢脱贫攻坚，防止返贫致贫中也离不开致富带头人起到的作用。赤城县样田乡双山寨村村民赵安军认真谋划产业项目，积极探索增收路径，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木耳种植脱贫致富的新路子。2017年，他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2020年1月又成立了食用菌种植公司，目前年产木耳6万斤，效益可达200万元。在他的带领下，双山寨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承载着厚重的民生期待，也是一块“试金石”，检验着脱贫攻坚的质量、成色。

具体来看，6日，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10～18毫米)；山东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重庆大部、贵州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大雨。

据了解，2019年底，张家口市747个贫困村脱贫出列，97895名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河北要求这些脱贫的县区，要按照“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总体要求，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检验。对此，中新网记者就张家口市近年来脱贫攻坚的工作进行了采访。

据记者了解，受制于自然与地理环境，张家口市的许多乡镇村庄分散，在过去，群众获得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是个难题。

1月5日晚，北京迎来2020年第一场雪。图为民众冒雪出行。 中新社记者 赵隽 摄

此外，该市积极引导北京地区企业投资兴业、开发项目，孵化带动本地企业发展，促进贫困地区产业提质增效。目前，累计引进企业115家，实际完成投资71.8亿元。

张家口坝上冬季景色航拍。张家口市委宣传部供图

为围绕破解贫困地区产品销售难题，张家口在组织、销售、运营等环节积极探索，带动贫困地区产品销售和群众增收。2019年北京市结对帮扶区采购张家口市特色农产品价值总额达6.2亿元，带动3.18万名贫困人口增收。

扎实推进“两不愁三保障”

据介绍，该市着力发展长效扶贫产业，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139个，总投资22.8亿元，带动3.11万户6.07万贫困人口增收。在大力推进就业扶贫方面，该市有劳动能力的25.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就业意愿的18.15万人实现就业。

小二台镇德胜村一家育种中心技术员在培育马铃薯基础苗。张北县委宣传部供图

7日，河北南部、山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或雨夹雪(10～16毫米)；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等地有中雨。

据了解，张家口还切实构建防止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全面开展“两摸底一核查”，将排查出的5396户10755名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列为防贫对象，精准建立防贫台账。健全和完善防贫对象发现、上报、反馈、解决工作体系，统筹实施低保兜底、临时救助、防贫保险等扶持措施，有效防止致贫和返贫。

德胜村村民徐海成过去一年日子过的红红火火，二女儿即将大学毕业。他依托种植马铃薯原种和微型薯，腰包鼓了起来，还买了辆新车。他说，德胜村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建起了280个马铃薯原种大棚，形成了从组培—种植—储存—销售的产业链条。2019年每个大棚毛收入在3万元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雨雪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地区的公众需注意防范雨雪导致的道路湿滑、结冰以及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完)

另外，雨雪过程结束后，7日夜间至8日早晨，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汉等地有能见度不足1千米的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8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等海域有7～8级大风、阵风9～10级。

在义务教育保障方面，张家口创建学籍档案和扶贫数据库比对系统，严格落实县区长、教育局长、乡镇长、村长、校长、家长、师长“七长”控辍保学责任制，2019年为5.52万名贫困家庭学生落实“两免一补”“三免一助”等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适龄人口零辍学。

切实构建防止返贫致贫机制

此次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将在7日夜间趋于结束。

雪中德胜村。袁玉勤 摄

同时，该市围绕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让贫困群众明白“惠从何来、惠在何处”。加强公益岗规范设置和管理，推行“网格管理、绩效考核、差异分配”，防止简单发钱、养懒汉。

发展产业为本 筑牢脱贫根基

与以往“盼雪”不同，入冬以来，华北地区已经历4次雨雪天气过程，专家分析，华北地区入冬以来频繁的雨雪天气过程和气温偏高有一定的关系。入冬以来冷空气偏弱，气温偏高，来自低纬地区的暖湿气团北上势力较强，冷暖空气在华北交汇的几率较高。

据张家口市扶贫办介绍，近年来该市全力推动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如今，张家口在该市13个县区建成99个县域内分级诊疗平台，实现了村卫生室、乡卫生院、县医院三级网络医学远程会诊互联互通。尤其是该市建立的远程会诊平台，通过人工智能远程智慧医疗影像系统，乡镇卫生院的影像检验报告由县医院判读，县医院专家通过视频加语音的方式与患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让群众不出乡镇，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优质的服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偏远地区贫困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

该市还积极创新“爱心认购+扶贫”消费扶贫模式，开展“我在康保有只羊”“我在张北有亩地”、蔚县“共享农庄”等活动，吸引一大批北京社会爱心人士前来认购体验；赤城县推行消费扶贫公司+消费扶贫基金+六大支撑体系“1+1+X”模式，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和贫困群众增收。

2020年首轮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于1月4日夜间拉开帷幕，截至6日早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河北西北部和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5～15毫米，山西东南部和河南北部等局地20～36毫米。

此外，张家口还深化人才交流，进一步推动双向挂职交流，从全市范围选派年轻后备干部66名、专业技术人员486名到北京挂职。同时，北京市选派37名优秀干部到张家口市挂职锻炼，全部安排到脱贫攻坚重要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张家口市扶贫办介绍，2019年以来，该市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和脱贫目标任务，狠下“绣花”功夫，精准施策。

张家口是首都周边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曾经有贫困人口的县区就有18个。河北10个深度贫困县中张家口有5个，206个深度贫困村中张家口有99个。截至2018年底，全市有8个贫困县未摘帽、747个贫困村未出列、11.37万贫困人口未脱贫，分别占全省的2/3、1/2和1/3；全市贫困发生率为3.67%，高出全省2.89个百分点。

蔚县剪纸以窗花见长，“天皮亮”是在云母薄片上绘图着色装饰，是最早的窗花形式。成贵民 摄

张家口市现代化的工厂。张家口市委宣传部供图

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兵表示，村里推广马铃薯种植、兴办民宿旅游、建设光伏发电项目，2019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37万元，比2016年的6400元翻了一番还多。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37.8%降到目前的0.17%。

2020年2月29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经省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批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13个县和涿鹿县赵家蓬区退出贫困县。这标志着河北省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区域性整体贫困。其中，张家口占8县1区，分别为康保县、沽源县、张北县、尚义县、阳原县、赤城县、怀安县、蔚县、涿鹿县赵家蓬区。

6日，在中国气象局召开的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分析，本次雨雪天气过程是入冬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

本轮大范围雨雪过程还将持续。根据预报，6日至7日，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等地仍有大范围雨雪天气，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中央气象台6日上午升级发布暴雪黄色预警。

1月6日，北京迎来2020年的第一场雪，市民雪后出行。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张家口市还依托北京市资金、技术、市场优势，探索“联结紧密、互惠双赢”的产业合作模式，建设规模以上产业园区10个，援建扶贫车间53个。

如尚义县把当地资源与北京昌平区草莓育苗优势产业相结合，投入扶贫协作资金2275万元，建成占地300亩的“昌平—尚义扶贫协作草莓园区”，探索推行“园区+龙头企业+农户”的产业嵌入式精准扶贫模式。目前，草莓产业园区已带动周边5个乡镇2982户贫困户增收，草莓园案例入选国家“2019民生示范工程”……

图为如今的德胜村。袁玉勤 摄

德胜村村民搬入新民居。张北县委宣传部供图

位于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过去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房屋破败陈旧”是过去生动的写照。但近年来，该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从2019年4月1日起，德胜村的村民陆续领上了德胜新村新民居的钥匙，过上了楼上楼下、上水下水、燃气宽带的幸福生活。

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张家口认真落实健康扶贫“三重保障”政策，2019年医疗救助贫困人口62.04万人次；组建家庭签约医生服务团队1206个，对16.4万名门诊特殊病贫困患者实施精准服务。

该市还持续加强扶贫领域作风能力建设。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对93名不称职村党组织书记进行调整。2019年提拔重用在扶贫一线的处级干部73名、科级干部232名，有效激发了扶贫干部敢担当、善攻坚的热情和动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该市一项项实打实的民生承诺已一一予以兑现。据介绍，下一步，张家口将继续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给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完)

在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张家口在全面筛查鉴定农村危房的基础上，对14549户“四类重点对象”危房进行改造。

3月21日，众多复工者在站台集合。当日，浙江杭州脱贫攻坚对口支援地湖北恩施的千余名复工者乘坐劳务协作扶贫专列D2248次动车到达杭州东站，助力疫情之下复工复产。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法院指出，宋都农商行在未尽严格审查义务的情况下，臆断原告孙某有不良贷款行为，且将对孙某不利的负面信息列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导致原告孙某的社会信用受到损害和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且宋都农商行接到孙某发送的律师函后不理不睬，拒绝履行回复义务，丧失了一个金融服务机构对客户的尊重，侵害了孙某的自尊和知情权。

致敬战“疫”中每个奋不顾身的你

紧急抢救 靠近病人也靠近病毒

38位危重症患者被成功治愈

近日，总台央视记者跟随这支突击队走进红区，与“死神”近距离交锋。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危重症患者救治突击队队员 陆智杰：这个病人的心跳145，氧饱和度76，我都有点紧张。

陆智杰决定再次对病人进行吸痰、插管，打开口腔，面对迎面而来的高浓度病毒，陆智杰和病人面对面距离不到10厘米。

目前危重症患者救治突击队已完成医院30多次紧急救治任务医院已有25位危重症患者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陆智杰：性命就在这一刹那，我觉得必须把这个管子插进去，解决他的缺氧问题，才有可能把生命挽救过来。

陆智杰发现这名患者血压和氧饱和度没有了数值，随时准备为患者插管。然而，危重病人的插管时机必须要把握好，时机稍慢，病人缺氧很容易发生心跳骤停。

他们与“死神”交锋，让生命延续

2019年8月，孙某一纸诉状将宋都农商银行诉至法院。

而孙某对该笔贷款毫不知情，且从未收到过被告宋都农商行的催收贷款通知。孙某认为，宋都农商银行未尽严格审查义务，错误认定其有不良贷款行为，导致误列入“征信黑名单”。

陆智杰：我把面罩一放，喉镜就挑开了，我想赶紧把管子送进去。可是看屏幕一片白乎乎的，啥也看不见，病人喉头深处很多浓痰粘在一起。

尽管已经吸了一次痰，打开气道的那一刻，病人又涌出大量浓痰。就在这一瞬间，由于缺氧，病人心率开始快速下降。

记者 刘笑宇：今天的抢救需要俯身在患者面前，直面其开放的气道，所以我们是在防护服的基础上又戴上了正压通气头套，可以在近距离接触病人的时候进行有效防护。

随后，孙某委托律师与宋都农商银行交涉，请求因纠正错误，但宋都农商行对孙某的请求置之不理。

总台央视记者/刘笑宇 苏洲 许溟 邱志方 孙国强 杜丽娜 曹希

陆智杰：我们作为医生，绝对不会考虑自己有多危险。万一病人管子插不进去怎么办？后面怎么抢救？上了战场、到了病房，如何尽快把管子插进去，挽救生命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面对高浓度病毒 生死即在瞬间

事件起因于2016年9月份，孙某欲办理贷款，却被贷款银行告知在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中有不良记录。经查询，孙某得知1996年有他人以自己名义在被告宋都农商银行处贷款50000元，至今未还。

为患者“插”上生的希望

为病人吸了一次痰后，陆智杰决定开始插管。

法院一审判决：宋都农商银行30日内消除孙某的不良征信记录，并10日内向孙某书面赔礼道歉。

经法院查明，宋都农商行的前身是开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称县联社）。县联社曾经制作《贷款借据》一份，借据正联中，立据栏显示签订日期为1996年10月7日，借款人栏显示“孙某”印章及身份证号“410211****25401”字样，贷款金额栏显示“伍万元正”，借款于1996年12月25日到期。至今上述借据的账户状态为“呆账”，余额为50000元。

病人需要紧急插管，我们把防护服穿好，戴上正压通气面罩后就进了感染病房，同时通知他们把急救药物、麻醉药物、耗材准备好。

开封祥符区人民法院认为，宋都农商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孙某在涉案借据上面有亲笔签字和自用印章，也未举证证明其向孙某本人交付了贷款50000元，且涉案借据上面的身份证号与孙某的身份号码不相符。

陆智杰：氧气有了后心里就有了一点数，马上走到病人床边给他除颤。转头再一看病人的监护仪有了P波，有了窦性心律。再一看窦性心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病人心跳回来了……

不到10厘米的距离 心里想的只有抢救

凌晨，一名病人的病情突然加重。正在值班的危重症患者救治突击队队员迅速来到现场。